今年6月，北京一些家长代表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，列数网络游戏对青少年成长的诸多危害，信中称“网络游戏公司千方百计地把玩家往火坑里推，大把大把地捞钱，才造成今天‘网瘾队伍’的迅猛壮大。”面对质疑和指责，三家著名网络游戏公司日前表示，将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。(10月2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　　饱受诟病的网游公司开口讲社会责任，当然要举双手欢迎。但看罢这三家公司的表态，心头还是笼罩上一丝阴影。比如，上海盛大公司列举的公司“责任之举”是：捐助希望小学、放弃某游戏代理。

　　一些经济学家认为，社会责任是企业理性算计的结果，企业赚钱之后，从社会声誉等考虑，也会对员工“人性”一点，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回报社会，这便是社会责任。但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等人却持有另一种“责任观”———企业责任并不是理性算计的结果，而是一种先验的存在，并且这种存在是考察市场经济的重要“纬度”。如果说赚了钱做点慈善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，这也许适合那些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企业。对于“财源来自于千万父母的滚滚眼泪”的网络公司来说，就不能如此简单的要求了。按“先验存在”的解释，作为网络游戏公司的社会责任，有个最基本的前提责任：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的危害。

　　但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，要真正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“兼顾”，指望光靠自律几乎不可能实现，要有有效管理措施来约束它，化解其可能酿就的“原罪”。在这一点上国外有些经验可供借鉴。

　　韩国在网络游戏发展初期，也有“歧途”争论，后来在政府的引导下，规避了暴力倾向，使得多数游戏实现了“娱乐”与“教育”并重，一些游戏的开发者甚至包括了社会学者与大学教授。而日本成立了网络共同体特别委员会，指导了网络游戏同其他资源的结合，由委员会派生出的“电脑娱乐评价机构”，很好地协调了网络游戏伦理问题。但目前国内的情况却是：网游产业的监管权分散在信产部、文化部、新闻出版署以及各行业协会等，造成管理效率不高、社会成本却偏高的困局。

　　网游公司开口讲“社会责任”了。很好！值此之时我们需要通过有效的社会规划管理，廓清什么才是网游公司真正的社会责任。不能让一般的“责任论”概念掩盖其产业发展存在的社会危害前提，更不能简单地以为，捐出一些钱搞慈善，便是网游公司尽到社会责任了。